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写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后来，徐明清也到了延安。之后不久，江青来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她。当时组织上派江青到农村搞调查，她从农村调查回来后，还给徐明清念过一首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以此来形容当时延安生活条件之艰苦。江青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来到生活艰苦的延安，并下到农村锻炼，表现还算不错。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入党介绍人是黄敬（即俞启威）。于是，党的组织部门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黄敬是江青入党的第一权威证明人，而且黄敬当时已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他的证明材料，应是很有分量的。
在抗大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作客。很快，延安就传遍了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因为这是弹丸之地。
与毛泽东结婚（1940年代延安）
徐明清回忆，就在那一阶段，组织上也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况。这次了解的重点，是江青在上海时各方面的表现。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推测，这大概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
１９３８年４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江青从抗大调到了鲁艺，在那里担任戏剧教师。１９３８年８月，江青又接到一个重要调令，调她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以后，她和毛泽东就生活在一起了。
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比较正式的仪式。
叶子龙回忆，1938年的一天，贺龙来延安，在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
叶子龙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因结婚请吃饭共有两次。在贺龙等之后，又请了一次，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在第二次被邀请者之列。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这件事情，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杨尚昆的回忆比较权威。
1986年8月30日，杨尚昆应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了一次谈话，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当时，杨尚昆回忆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他说：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出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也不愿意，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所以毛主席就改了。
杨尚昆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山底下，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我看毛主席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他表示的就是洛甫。
刘英这时插话说：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
关于毛泽东请吃饭，有人回忆说，毛泽东请了不少人，唯独没有请时任总书记张闻天。看起来不准确，因为毛泽东请了两次，第二次请了张闻天刘英夫妇。
就算他对张闻天有意见，刘英的面子他也要给。刘英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不了解延安的议论纷纷，第二天她就去看毛泽东的时候，跟毛主席讲：你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贺子珍扶不起来了，她也不想回来：你身边应该有个人，好照顾你。我不了解江青，只觉得她是文化人，演戏演得不错，又年轻又有文化，由她照顾一下毛主席也好。毛主席一听好高兴，说：你才是真正了解我的；好多老同志都反对我，说不应该同江青结婚；你要替我宣传宣传。
江青听我讲了这些，也竭力巴结刘英，拿东西来请她吃。刘英回家告诉张闻天，他讲：这个事你不要管，王世英来信，反映江青在外面名声不好，浪漫，还拿来白区的出版物；好多老同志也反对。他又讲，我有这个责任告诉毛主席。
张闻天确实给毛泽东写了信，写得很简单：建议如果同贺子珍不和，可以另找个老党员，把你照顾好；同江青结婚不合适，老同志有意见，她的桃色新闻比较多，《大公报》都登了，为了党的利益，不要同江青结婚。毛主席见了信，当着江青的面拍桌子说，老子就要结婚，明天就结婚！他把洛甫的信扔到地上。
李讷、江青与毛泽东在延安
反对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陈云，反对的还有陈云。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还有一个传闻，说江青同毛泽东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杨尚昆回忆，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三是康生虽然是江青的老乡，但是，两人相差20多岁，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在家乡就认识。而且，康生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不可能露骨地在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拉皮条。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文革中有了共同利益才沆瀣一气的。
其实，当时在延安这件事情已经是纸包不住火了。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到了延安。很多人去看毛泽东。这时，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
那时候，还是老战友关系，大家说话有些随便。
那时候，在延安反对这个婚事的人居多，我想有两个因素，一是贺子珍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她脾气不好，暴躁，但是她勇敢，单纯，不做作。
二是江青的风评不好，无论在上海时期的各种传闻或是接近毛泽东的企图，都让人怀疑。江青也知道这一点，不然就不会在文革中如此用心地搜集有关资料销毁甚至关押一些知情者。
但是，公正地说，江青在延安的时期表现还是不错的。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跟随他的部队就江青一个女同志。每到一个村庄，江青常常在村头炕尾和农妇一起，一边纳鞋底，一边做群众工作。那时候江青和“文革”中不一样，比较谦虚朴实，她还向农妇们学说陕西话。
江青的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那是她的“黄金年代”
白求恩对江青的一段描述值得注意。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其中有专门段落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而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
江青在三十年代应该确实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
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外（包括周总理，他是会议主持者）全都签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泽东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1976年的江青
应该说，这封信阿谀奉承的成分居多，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直到此时，对江青也是满意的。他当然不会在意那些劝他不要和江结婚的理由。
我想最后说这样几点：
一是江青的上位，除了毛贺矛盾，贺主动退出让出位置是一个因素，还有的因素就是江青本身条件不错，长得漂亮，会演戏，有文化，追求进步，所以，毛江的结合有合理性。
二是人也会变化的，不能拿江青六十年代的表现倒推她三十年代的表现。
三是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是相连的。如果没有革命的发展，俞启威成为革命党，江青也很难去延安，这段故事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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